央視記者 劉旭：根據一些媒體的報道，美國會允許運動員服用禁藥欺騙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報告，卻譴責其他國家運動員服用禁藥欺騙參賽的行為，這是什么邏輯？您是怎么理解的？
美國雪城大學體育學院體育法律教授約翰·沃羅汗：現在圍繞美國和美國反興奮劑機構最大的問題是，有報道稱美國反興奮劑機構（USADA）允許一些檢測呈陽性的運動員繼續參賽，前提是只要這些運動員同意幫助USADA去“捕捉”更多服用禁藥的運動員。根本上講，盡管我不喜歡這個詞，但他們就是USADA的“間諜”，因為即使檢測呈陽性，還同意幫USADA去捕捉其他運動員。
美國體育專家也表示，在今年的巴黎奧運會上，中國運動員受到興奮劑檢測的特殊對待，毫無疑問也是“雙重標準”。
根據世界游泳聯合會的報告，自今年年初以來，參加巴黎奧運會的31名中國游泳運動員平均每人被各種反興奮劑機構檢測了21次。相比之下，美國隊員平均則只被檢測了6次。對此，紐約大學全球體育教授丹尼爾·凱利表示，這種檢測次數的顯著差異正是反映了中國運動員被不合理地針對，而且這種不成比例的檢測是在沒有任何理由懷疑的情況下進行的。
紐約大學全球體育教授丹尼爾·凱利：這就是雙重標準，中國游泳運動員要接受21次檢測，這太離譜了，尤其是與美國游泳運動員的每人6次檢測相比，英國游泳運動員每人檢測4次、法國游泳運動員也每人檢測4次。所以，針對中國游泳運動員檢測次數增加，又是沒有任何合理理由的懷疑。總體來說，中國運動員的檢測次數比2016年里約奧運會和2020年東京奧運會多得多。所以，有超過一千次的賽外檢測，而賽內檢測也增加了五成以上，檢測的比例確實增加了，但似乎只針對中國游泳運動員。
凱利提到，盡管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承認食品污染并不罕見，但在中美運動員之間的興奮劑檢測過程中卻明顯存在這不公平的情況，他稱這表明了雖然中國運動員在奧運會中的表現非常出色，但在興奮劑檢測方面卻被“欲加之罪”，沒有得到同等的尊重和公平地對待。
紐約大學全球體育教授 丹尼爾·凱利：我的看法是，中國游泳運動員被針對了，他們被過度檢測，似乎有一種“欲加之罪”思維，毫無理由為什么他們被檢測如此頻繁。因此我們看到，藥物檢測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我們看到中國運動員被多次檢測，然后我們看到關于污染肉類的申訴并沒有得到平等的尊重，最后我們當然看到的是中國運動員在被檢測時遭到不公正對待，他們被測試的次數幾乎是美國、法國和英國運動員的七倍。總的來說，即使中國運動員在比賽中非常成功，但并沒有得到公平的待遇。